环保人士推进绿色中国

一年多前，公民冯永锋用在微博上向网友募集来的5万元购买便携式激光粉尘检测仪的时候，PM2.5这个词在中国刚刚热起来，彼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了他们监测到的PM2.5数据，经网络传播和官方部门回应后越发热闹。

冯永锋买的这两台机器，一台用在上海，一台用在广州。这是民间自发检测PM2.5运动的开始，名为“我为祖国测空气”，此后全国各地环保组织纷纷购买便携式检测仪器，在本地检测空气质量，一些人还在微博上实时播报检测结果。

后来人们普遍认为，民间提供的这些数据，尽管并不一定科学和，却给了公众对比数据、激起舆论实施监督等作用，并对后来的环保工作起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PM2.5纳入空气质量指标

2013年开始，PM2.5已纳入环保部门监测空气质量的6项指标，这个一年前还让公众陌生的名词也迅速完成了其普及化。在1月份召开的全国环保工作会议上，环保部部长周生贤还表示今年将把PM2.5的监测、信息发布和污染防治作为环保工作的重点。

《青年环境评论》主编霍伟亚认为，PM2.5迅速进入*工作议程，并变得非常重要，既有客观环境状况非常糟糕的原因，也有来自民间的压力。

去年7月，夏季正酣，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9个城市的环保志愿者，分别走进机场、银行、地铁等公共场所，实地检测室内温度，倡导、监督各地“空调26度”实践。

事实上，早在2003年，“自然之友”等多家民间环保组织*发起过“26度空调节能行动”，号召在夏季将公众场所的空调温度调至26度，以减少能源消耗。2007年6月，国务院明确发出通知，要求所有公共建筑内的单位，除特殊单位或和特定要求的用户之外，夏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得低于26摄氏度。

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一系列涉及环境问题的公众性事件引人注目。在四川什邡，当地引入宏达钼铜项目建设刚刚开工之际，什邡市民即聚集到市*门口抗议示威;一个月后，在江苏启东，由于反对大型造纸厂尾水入海工程，启东市民也走上街头;到10月，在浙江宁波，当地市民理性有序地“散步”，反对当地PX项目。这些事件*终都以被反对的相关工程建设停止而告终。民间的环保热情和力量得到充分显现。

环境绿皮书主编刘鉴强对记者说，过去一年是近年来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范围*广、力度*大、程度*强烈的一年，并且或多或少取得了成效，得到了*的良性回应。

民间环保热情高涨

“虽然有些人对环境保护一直心存失望，但遇上了环境伤害问题，看到了排污口，看到了垃圾随意堆放，看到了有人张网捕鸟、下毒害鸟，看到鲨鱼在海洋中绝望地死去，看到江豚面临灭绝，看到了天然林被替换为人工林，还是会有人本能地拿起电话，把这消息及时地通报给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各个部门。”作为自然大学的发起人，冯永锋观察到近年来公众正在成为环境保护的主要力量。

冯永锋在接受法治*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几年，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出现了“无限的可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网络发展：“很多从体制上无法解决的事情，技术帮助实现了突破。”

这种“可能”的体现，*是微博、微信等自媒体普及后，很多环境议题通过网络得到了及时的散发，*部门越不作为，议题的发酵和传播速度*越快。

这种民间对环保的空前热忱还体现在各种各样的细微之处：

自发了解环境真相的各种“学习兴趣小组”大量诞生，他们不厌其烦地去搜集各环保部门处罚过的企业信息，并将其汇总到电子地图上，然后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利用，促进企业整改;

不少环保组织或者公民个人拿起廉价的检测仪，测空气、测污水、测土壤、测噪音、测辐射、测甲醛;

更有人一次次不怕碰壁去申请环境信息公开，甚至寻求法律途径，去督促那些怠于作为的环境监管部门履行职责……

“在过去，绝大多数公众处于围观者的状态，大家相信环境灾难的受害者是少数人，是局部地区，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而近几年，频繁发生的大范围环境污染事件敲响了*钟，当人们发现，所有人都是环境灾难的受害者的时候，没有人会再忍耐下去。”冯永锋对法治*记者说。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吴逢时在研究去年发生的几起环境公共事件时指出，公众环境意识的提升是直接原因之一，这种意识的觉醒，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整体生活水平提高带动的对生活质量诉求的提升。

民间环保难题待解

在现实生活中，来自民间的自发性环境检测常常会遭到社会的质疑。

去年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布的两份报告称，服装品牌上残留有毒有害物质，对此，科普网站果壳网作者“青蛙陨石”*说：“NGO的优势，不是监测，而是监督……而要想通过监测污染物来监督和推进企业的污染物减排，除非具备足够强大的监测手段和严谨的科学思维能力，否则，除了制造舆论恐慌，很难真的推动环保。”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却认为，民间的检测其实是对官方监测的有效补充，有时候正是因为官方数据的缺失，才导致了民间检测的兴起。

从冯永锋的经历来看，热衷于以自己行动来推动环保进程的热心公众极有可能还存在资金方面的困境。冯在后来又发起过一项“我为祖国测重金属”活动，而一台便携式重金属检测仪，大概需要40万元，在拿到检测仪之前，他只募集到了4万多元，后来是通过向厂家争取优惠并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才购得。这几乎是由公民个体发起并实施环保行动都会碰到的难题之一。

事实上，在法律层面，似乎立法者也对环境保护的民间力量持谨慎态度。在此前公布的环境监测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中，即明确规定了“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涉及环境质量的环境监测信息”，后有环保部的官员对此回应称，在草案中，并未限制个人对环境质量进行监测，只是规定在未经许可时，监测结果不能通过公共平台进行发布。

这一条款引发了极大的争议，许多学者和环保组织均提出批评，呼吁修改此条，落实公民对环境的知情权。

去年7月环保部环境监测司司长罗毅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因草案尚未成为正式法律，因此民间自测在当前并不违法。

尽管可能困难多多，冯永锋仍然很乐观，他说：“要改变说起来也容易。一切权力来自公众，一切法律能量来自于公众，一切改变的希望也来自于公众。任何一个人都要为了保护自身的环境权益，而有所作为。只要公众自身愿意起来，保护环境不会存在任何的困难。